—独生子女法律困境该如何解决？
2019年6月10日广东胡朝晖律师受吴谢宇爷爷等亲属的共同委托，以吴谢宇辩护律师的身份，前往福州市第一看守所申请会见吴谢宇。但被看守所告知：因为吴谢宇写了一份声明，称其不需要委托辩护人，所以公安已通过法援机构，为他指派了辩护人，律师无权再会见他。律师向办案机构表明其是受吴谢宇爷爷等亲属委托为吴谢宇辩护的，办案警官却以“你是律师，你应当知道，爷爷是无权为孙子委托辩护律师的”作为回复。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因此吴谢宇的爷爷并非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近亲属，不能作为近亲属为吴谢宇代为委托辩护人。在该条文对近亲属范围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公安机关亦无权对其进行扩大解释。如此办案机关拒绝接受吴谢宇爷爷委托律师参与案件辩护，在法律上完全合法。
遭拒绝后，胡朝晖律师提出：“吴谢宇是否拒绝我做他的辩护人，应该让我会见他之后，由他自己当面决定。“并且要求公安机关出示吴谢宇不委托律师的声明，最终公安机关以爷爷无权委托辩护律师为由予以拒绝。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据透露，本案公安机关已通过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辩护人。福州律师蔡思斌不禁疑问：本案吴谢宇是符合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情况，如果不符合受援助对象且又没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进行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难道说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类似吴谢宇的至亲爷爷等人想代其委托辩护人也没有任何商量的空间吗？
福州律师蔡思斌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同胞兄弟姊妹”实际上与吴谢宇这样的独生子女无任何关系，面对类似吴谢宇这样父母双亡的独生子女的特殊情况，笔者认为对“近亲属”范围应进行扩大解释。
其实《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近亲属”内容并非仅限于辩护人这一章节，《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自行回避的情形（包括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文件中：“本规定所称近亲属，包括与审判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可见，最高院对《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回避制度中规定的的近亲属范围进行了扩大解释。然而在辩护这一章却无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章节中的“近亲属”进行扩大解释，因此若着眼于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拒绝吴谢宇爷爷等亲属的委托的律师参与辩护或会见确实有法律依据的。但笔者认为，从立法本意、刑罚目的、司法实践等综合因素考量，应当对“近亲属”进行扩大解释，应允许吴谢宇爷爷奶奶等人代为委托辩护人。
独生子女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代产物，现如今，独生子女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独生子女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过程中同样面临此问题。如独生子女继承父母房产难问题，经常发现会有独生子女要求通过法院判决过户父母遗留房产时竟找不到被告。实务中，很多独生子女面临着“明明是父母遗留给自己的房产，但就是无法过户”等现实问题。
福州律师蔡思斌认为，独生子女问题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法律法规应对这一现象存在空白的地方予以完善，以更好地维护独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福州律师-蔡思斌律师
20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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