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立遗嘱人大多是高龄老人，自行书写存在有困难，所以在遗嘱的形式中，代书遗嘱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签字，那么，见证人是否一定要当场见证呢？在场见证与当场见证在某种意义上能不能等同呢？福州中院的一个案例给我们做出了解释。
被继承人林美珍与其配偶郭邵元（已于1996年去世）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郭某丙、郭某丁、郭某乙、郭某甲，郭某戊。诉争房产即位于福州市鼓楼区福屿小区原为公有住房，由被继承人承租使用。2009年7月份，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通知被继承人可以购买诉争房产。同年8月16日，被继承人以代书遗嘱的形式立下遗嘱，载明其因经济困难，由原告郭某丙出资购买诉争房产（包括杂物间），待其去世后，上述房屋产权中属于林美珍的份额全部由原告继承。该份《遗嘱》由被继承人及在场见证人吴君瑛、郭绍光签字，四被告亦在“弃权人签名”处签名确认。2009年10月30日，被继承人去世。
2010年6月4日，原告以被继承人的名义与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签订了《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约定将诉争房产以46228.59的价格出售给被继承人。后原告出资缴纳了上述购房款。2011年3月18日，诉争房产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房屋产权证号为榕房权证××字第1100582号。现原、被告因诉争房产的继承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将被继承人林美珍名下的房屋由其继承。
庭审中，证人吴君瑛陈述林美珍（被继承人）收到可以做房产证的通知后，找到她，其按照林美珍的意思草拟了遗嘱，后林美珍拿回去抄。经当庭辩认，证人表示诉争遗嘱的内容确为其草拟，但遗嘱不是其书写的。其看到林美珍在遗嘱上签字，后拿回去给弃权人签字，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林美珍把遗嘱给证人，证人看到弃权人签字后才在见证人处签字。
被告认为诉争遗嘱并非是在见证人在场见证下书写的，而是事后由见证人补充签名的，且遗嘱并非由见证人代书，故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特征，不具有法律效力。鼓楼法院一审认为，遗嘱形式是指记录和传递遗嘱内容的载体，是立遗嘱人处分其遗产及表达相关事务安排的意思表示的方式。代书遗嘱作为法定的遗嘱形式之一由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即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法律规定遗嘱形式的严格要式性，系为了确保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具体到本案，两位见证人虽先后补充签名，但法律规定“在场见证”的“在场”并不局限于“当场”，只要立遗嘱的过程见证人予以见证，并在代书完成后在场确认即可，期间可以有时间、空间的转换。本案的《遗嘱》上有两位见证人在“在场见证人”处签字确认，且其中一位见证人吴君瑛出庭作证，证明遗嘱虽不是其亲笔书写，但内容确为其草拟，故该遗嘱实质上系符合由见证人代书的要件。另，证人亦证明遗嘱系根据被继承人意愿草拟，且被告郭某甲、郭某乙均表示其在弃权人处签名时，被继承人知道《遗嘱》处分的是诉争房产，故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对《遗嘱》内容是知晓的，其在《遗嘱》上签名系认可他人代书的《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对于形式要件上稍有欠缺，但内容合法，确为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代书遗嘱，应适当淡化遗嘱的严格要式性，这也符合《继承法》的法律规定及立法宗旨。故《遗嘱》合法有效。
郭某甲、郭某乙不服，提出上诉。福州中院二审认为，对于遗嘱见证人签名落款时间有瑕疵，但不能改变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在遗嘱上签名认可的事实，当事人签名的事实是自已对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福州律师蔡思斌（专注于婚姻继承房屋刑辩领域）评析：
《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和遗嘱人签名。” 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场见证是否局限为当场见证，但一般来说都是如此理解的。但本案却予以变通。一审法院作出解释，虽然法律规定遗嘱形式的严格要式性，系为了确保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但只要立遗嘱的过程见证人予以见证，并在代书完成后在场确认即可，期间可以有时间、空间的转换。这样的代书遗嘱依然是有效的。
蔡思斌律师
2017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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